autumn 努力构建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
努力构建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 更新时间：2010-11-15 7:29:14 本期做客嘉宾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
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，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，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。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，已成为“十二五”期间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。围绕扩大居民消费需求问题，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余斌部长。他认为，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重点目标是提高居民消费能力、提升消费意愿、改善消费环境、促进消费升级，使居民“有更多钱可花”、“有钱更敢于花”、“有钱更方便花”，而这需要从劳动就业、收入分配、公共服务、社会保障等方面建立起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。
有效扩大居民消费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
记者：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，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，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。“扩大消费需求”并不是第一次提出，但这次强调要“建立长效机制”。在您看来，扩大消费需求在未来国民经济发展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？
余斌：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，让世界各国经济陷入低迷。得力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，国家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，中国经济率先复苏，进入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期。但是，由于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、新特点，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将逐步减弱，新一轮增长周期的推动力与过去相比将发生明显变化，将更加依赖产业结构升级、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和国内消费增长，消费这驾“马车”的拉动力将变得尤为关键。因此，“十二五”乃至更长时期内，扩大内需战略的核心在于扩大居民消费。
但是，我国居民消费现状并不乐观，其出现的问题或将阻碍此轮经济的增长。这些问题包括居民消费率和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、居民之间消费差距扩大、消费与储蓄和投资的比例失衡等。以居民消费率为例，我国居民消费率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，而且近年来下降速度过快。2009年，我国消费率为35.30%，而同期世界中等以上发达国家的居民消费率大多在60%以上，欧美发达国家达到或超过80%，消费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支持其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。即使考虑到东亚地区受历史、文化等因素的影响，居民消费率比其他同等发展阶段国家一般低5~6个百分点，我国居民消费率依然明显偏低。并且，虽然我国居民消费率变化符合中低收入国家下降阶段的规律，但下降速度过快、幅度过大。2000~2009年，我国居民消费率从46.44%下降到35.30%，降低了11.14个百分点，平均每年降低1.4个百分点。
消费率低与储蓄率高、投资率高直接相联，反映的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。消费低，储蓄必然就高。在开放经济条件下，储蓄等于投资加净出口。高储蓄为高投资创造了条件，而且当内部消费不足时，高储蓄直接推动外向型产业投资的增加和净出口规模的扩大。所以，现阶段我国净出口规模偏大、外汇储备偏高所反映的内外经济不平衡，一定程度上是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体现。由于消费需求相对不足，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、投资拉动。而由于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，这种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将难以持续，迫切需要转变。改善消费、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，是调整我国经济结构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，而其核心则在于如何促进居民消费增长，加快形成消费、投资、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。因此，必须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，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，使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内需来拉动。
扩大消费需求存在诸多制约因素
记者：自上世纪90年代末期提出扩大内需战略以来，我国消费需求没有大的起色，也没有跟上生产力发展水平，对宏观经济的贡献度逐步下降。请问，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为什么如此之难？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都有哪些？
余斌：是的，扩大内需战略提出时日已久，政府也采取了多方面的政策措施。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，国家实施了应对危机冲击的一揽子计划，推出了家电下乡、汽车下乡、以旧换新等政策，以刺激投资需求和居民消费需求。其政策效果当然是显著的，为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低谷作出了巨大贡献。但是，其中有些政策措施是在危机情况下的应急之举，不具有可持续性；更重要的是，这些政策措施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。
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，居民消费需求取决于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，消费能力受限于居民可支配收入，消费意愿则受到消费环境、消费习惯、公共服务水平等因素影响。我国居民消费不足、储蓄偏高，其原因就在于居民总体收入水平偏低、分配格局不合理、产业结构层次低、城市化质量不高、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。居民“没钱可花”、“有钱不敢花”和“有钱不好花”同时并存，支付能力不足与消费意愿不足同时并存，有效需求不足与有效供给不足同时并存，成为制约我国内需驱动型增长和经济长期平衡发展的重要原因。
第一，居民绝对收入水平增长偏慢，平均消费倾向下降，是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的直接原因。1978~2008年，人均GDP实际年均增长8.6%，而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分别为7.7%和6.8%，比人均GDP实际增速分别低0.9和1.8个百分点。从1995年到2008年，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从82.6%下降到71.2%，农村居民则从83.2%降到76.9%。
第二，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是导致居民消费不足的主因。首先，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偏低且持续下降。从收入法核算的GDP看，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从1995年的51.4%下降到2007年的39.7%。其次，收入分配不公和差距过大抑制消费增长。城乡间、行业间、人群间收入分配不公、差距过大，既影响社会稳定，也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突出原因。表现为高收入群体有支付能力，但购买意愿不足；低收入群体有购买愿望，但支付能力不足。
第三，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不仅挤占了居民消费，而且影响了消费者预期。2008年我国教育、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合计仅为29.7%，与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和3000~6000美元国家相比，分别低13和24.3个百分点。其中，医疗支出比重分别低4.3和7.9个百分点；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分别低9.9和18.3个百分点。
第四，城市化进程偏慢、质量偏低，影响了居民消费的正常增长。截至2009年6月底，我国外出农民工规模大约为1.5亿，农民工总规模大约为2.4亿，纳入城镇人口统计的农民工大约为1.23亿。广大农民工虽然进了城，是统计意义上的“城镇人口”，但由于没有真正的城市居民身份，不能享受相应的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务，其消费预期和消费行为与城市居民完全不同。
另外，服务业发展滞后，不仅导致有效供给不足、消费便利性差，而且直接影响了居民的消费能力。
要把扩大内需作为一个系统性工程
记者：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》提出，必须充分挖掘我国内需的巨大潜力，着力破解制约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障碍，加快形成消费、投资、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。那么，在您看来，如何构建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？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？
余斌：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消费需求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，这是党中央提出的一项战略任务，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。国内外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，扩大内需对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根本目的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、推动科技进步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当前，我国正在加速推进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，惠及13亿人口，超过已经实现工业化国家的人口总和，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壮举。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，我国市场规模不断扩大，已成为全球增长潜力最大的单一内部市场。立足于国内市场需求发展我国经济，已经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。
“十二五”时期扩大内需战略的核心是扩大居民消费。鉴于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诸多制约因素，必须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一个系统性工程，努力建立起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。重点目标是提高居民消费能力、提升消费意愿、改善消费环境、促进消费升级，使居民“有更多钱可花”、“有钱更敢于花”、“有钱更方便花”。为此，可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。
第一，全力促进居民增收。一是要将促进就业作为居民增收的主渠道。切实消除服务业发展的制度性障碍，放宽市场准入，促进服务业发展进入持续快速扩张轨道；实施就业导向的宏观经济政策，落实对服务业和中小企业、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投资、财税、用地等支持政策，增加就业吸纳能力，促进工资水平合理增长。二是要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。在农村，关键是推进和深化土地制度改革。在稳定农民对承包土地拥有长期物权的前提下，促进土地流转和变现，使农民获得稳定的收入流；清晰界定农户宅基地产权属性，推进宅基地流转、置换方式创新，让农户分享土地升值收益。在城镇，关键是深化金融体系改革，拓展居民投资渠道，提高居民的股息、利息、红利等财产性收入。三是着力增加政府对劳动市场服务职能，加大对职业教育、在职培训等的公共投入，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岗位转化能力，通过增强劳动市场的活力来根本保障劳动者利益。
第二，着力调节收入差距。一是切实缩小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就业人员不合理的收入差距。放松铁路、电信、电力、能源等基础产业和金融、出版等服务业以及部分城市公共事业的管制，通过市场竞争来提高效率、降低垄断收益，最终使消费者获得实惠。对于那些确实关系国计民生的垄断或自然垄断行业，要加快建立合理的定价机制和收益分配原则，避免因垄断因素获取高于其他行业的劳动报酬。二是通过税制改革等措施加大二次分配的调整力度。加快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，充分考虑家庭综合税负能力，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计征和抵扣。完善企业所得税制度，将减税负与促就业有机结合起来，对有利于就业的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给予税收优惠。适时开征物业税，条件具备时开征遗产税、赠与税和特别消费税，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调节力度。三是以积极推进城镇化作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途径。进一步健全体制机制，促进人口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。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推进新农村建设同时并举，不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。
第三，注重改善消费预期。一是改善政府支出结构，切实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。二是建立全覆盖、保基本、缩差距、可转续的社会保障体系。扩大新型农村养老制度实施范围，并适当提高保障水平；落实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新方案，逐步完善大病保障制度；探索实施多种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形式，完善基本住房保障制度；提高社保的统筹层次，逐步建立完善的保障体系。三是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，保证基层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。转移支付中财力测算标准与常住人口挂钩，与户籍人口脱钩。加快制定并实施基本公共服务标准，增加对落后地区和农村公共服务投入，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均等化程度。
第四，切实增加有效供给。一是通过供给促改革，激活需求潜力。要放宽市场准入，鼓励公平竞争，加快金融、医疗、教育、培训、咨询、文化等服务业的改革和发展。二是加快完善与消费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，为拓宽城乡市场、扩大居民消费创造有利条件，促进消费结构稳步升级。三是以新技术、新理念支持和引导新消费。重视智能技术、物联网、新能源、低碳等领域的技术进步，创新产品，创新供给，开拓新的消费领域。
第五，不断提高消费便利性。一是支持合理金融创新，积极发展消费金融。在加强监管和风险控制前提下，要在信贷标的、类型、流程和方式上积极支持业务创新，在消费支付终端多元化、安全化上寻求新突破，积极发展消费信贷，支持居民合理的消费需求增长。二是大力改善消费品流通环境。支持建立健全现代消费品营销体系，积极推动消费品领域物流配送、电子商务等现代交易方式和组织形式的快速发展。加快建设和完善社会信息基础设施平台建设，提升信息化水平，支撑新兴消费领域发展。三是优化社会信用环境，切实保护消费者利益。健全市场监管体系，加大消费品质量和安全监督，让民众放心消费。加大打击社会失信行为的立法和执法力度，鼓励诚信经营。
余斌 研究员，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。长期从事宏观经济、区域与城市经济、经济改革等方面的研究。在《人民日报》、《经济日报》、《财贸经济》、《经济学动态》等报刊发表论文100余篇，参与《中国经济白皮书》、《中国发展研究》等书的撰写和编著，主持完成多项大型研究课题。
